作为开拓高新技术产业、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战略措施，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下文简称高新区）发展至今已有10年的历史，其功能日益丰富和完善，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科技成果产业化，成为了一种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共生的经济、社会现象。本文试图通过对近期（1999年）高新区发展态势与其建立之初（1994年）的基本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对我国高新区的发展动态做出一个总体评价，旨在为开发区的未来发展提供借鉴。

　　到目前为止，我国高新区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3个阶段：1983～1988年为孕育期，国家先后建立13个经济技术开发区，为高新区建设进行了有益的尝试；1988～1992年为诞生和成型期，开始实施高技术产业开发计划（火炬计划），至1992年底，全国共形成52个国家高新区，除西藏和青海之外，各省、市、自治区都已经有了高新区，全国高新区的布局基本成型；1992年至今，为我国高新区的壮大期，形式出现多样化，并建立了面向科技农业的杨凌专业性园区。表1大致反映了我国高新区飞速壮大的过程，总收入增长了10倍多。

　　与我国高新区建设同步发展的是，1992年以来外商投资飞速增长，并保持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很多高新区以其独特的禀赋成为引进外资的主阵地，大量吸收外来技术，进行标准化产品的生产，率先融入了全球分工体系。区外企业的迅速集聚直接推动了高新区的滚动发展，充实了区内产业，提高了高新区土地利用率，促进了高新区的超常规发展，使许多高新区的发展规模迅速突破其早期规划。

　　截至1999年底，53个部级高新区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367.3亿元，累计开发土地面积335.7km[2]，进驻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7498家，从业人员221万人，实现工业总产值5944亿元。至此，我国的高新区基础建设已颇具规模，集聚效益初步显露，区内企业也开始与园区建立起较为紧密的联系，按照对高技术园区生命周期的一般认识，我国高新区总体上已经完成了发J9九游会登录入口首页展的准备工作，进入了全面启动的阶段。在这一突破性的历史时期，我国高新区功能的提高已经无法单单依靠外来技术的引进，而需要建立起一个园区各参与主体（企业、大学与科研院所、政府）有效互动的创新网络环境，实现由注入式（不断引进外资，依靠大量投资，实现外延扩张）向自协调（结构合理，内涵式）的发展方式的转变。由于高新区建立初期依靠提供土地和优惠政策来吸引企业进区所形成的企业空间聚集不具有稳定性和根植性，其开发方式也面临着从挖掘政策优势向创造体制优势的过渡，才能谋求进一步的发展，在这个再发展的过程中，园区之间争夺资金、技术、科技人才等稀缺创新资源的竞争将更为激烈，整个高新区体系必然面临再次调整和分化，那些发展条件好、成长性高的高新区，需要在这一时期担负起推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发展职责。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有其客观条件：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不足，工农业基础薄弱，传统产业面临升级，整体上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但是已经形成了独立、完整、学科齐全的科学技术体系，具备了超越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优势和潜力，工业化的深化和科技产业的突破成为高新区发展的任务。53个高新区作为推动区域发展的增长极，其布局结合了我国沿海、沿江、沿桥、沿边的开放格局，以实现开发与地域推进的结合。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地、各级、各种类型的开发区都已建立并逐步发展起来，它们与高新区之间的政策差异已经日趋缩小甚至消失，大量的外资进入我国也表明我国的投资环境已经得到世界认可，高新区要保持“内外差异”，需要进一步突出高新区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位置，一方面提高引进外资的技术含量，顺应跨国公司本土化的趋势，吸引跨国公司的地区性研发机构的入驻，另一方面发展模式向西方科技园模式倾斜，借鉴诸如台湾新竹科技园的成功经验，培育地方创新网络。高新区门槛的提高，也需要自身实力的保障。

　　为此，在高新区“二次创业”的初期，再次对高新区发展动态进行比较评价和总结，旨在为高新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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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采用的评价方法为因子分析法，又称主成份分析法。计算过程为将收集到的n个开发区的m个评价指标的资料组成一个n×m的矩阵X[,ij](i=1,2,…,n;j=1,2,…,m)。由于指标单位不同，为消除量纲的影响，我们首先将原始数据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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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从相关系数矩阵R出发，求解其特征值λ[,j]及相应的特征向量l[,kj]。每一特征值占特征值和的百分率即各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

　　此次评价时点为1999年，评价过程中所选用的指标因子仍然沿用顾朝林教授在1994年对高新区进行评价时所选用的指标，即4类13个指标，以期进行纵向的比较分析：①空间规模，即已开发面积和已建成建筑面积；②经济实力，包括企业数、人员数、全年总产值、全年总收入和全年R&D支出；③人才实力，即大专以上学历人数、中高级职称人数和研发人员数；④开发效益，为全年出口创汇、全年利润总额和利税总额。

　　根据得分情况，可以看出，北京、上海发展情况最好，珠海、包头、宝鸡、海南和乌鲁木齐等高新区发展不甚理想。为此，本文将全国52个高新区（不含杨凌）的发展现状分为三个等级：Ⅰ级——发展良好、Ⅱ级——中等、Ⅲ级——较差，其中Ⅰ级分为两个层次，Ⅱ、Ⅲ级分为三个层次（见表3）。

　　由于我国高新区是在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并不能以单纯的发达国家后工业时代的科技园标准来衡量，当前高新区所采用的是技工贸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在这一发展结构中，技术性J9九游会登录入口首页收入只占3.8%，产品收入则达82.6%（1999年），产业的技术特点仍然以常规技术为主。并且各高新区立足于城市，其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城市开发行为，还有赖于地方政府的推动。因此总体上，高新区的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城市综合实力相一致，表现出东部沿海地区好于中西部地区，大城市、特大城市好于中小城市的特征。在Ⅰ、Ⅱ类分布区间内的高新区也体现了相当的空间集中，基本集中在长江三角洲、环渤海湾和关中至成渝一线等工业基础雄厚的地区。

　　(1)高新区之间的相对差距正在逐步缩小。1994年排名第一的北京得分24分，排名末尾的珠海为-3.1，两者相差27分，而1999年，北京与乌鲁木齐的得分差距为8分。又如北京与上海1994年与1999年位次都是第一、第二位，而得分差距则由1994年的14分缩小为1999年的1.8分。这与全国各地都在抓高新区建设，加大高新区投入，高新区整体发展较快的态势相吻合，各高新区都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并且以苏州、深圳、青岛为代表的第二批批准建立的高新区也已成长起来。

　　(2)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速度特别明显、突出，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和杭州都有较大的升幅，南京由11位上升至6位，苏州由19位上升至3位，无锡由49位上升至10位，常州由47位上升至31位，杭州由31位上升至25位。这也说明了随着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三角洲整体呼应上海取得了较好的发展，外资的有效引入，给这一地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尤其苏州和无锡两市成为跨国公司本土化生产的制造生产基地，发展特别迅速。

　　(3)东北地区除哈尔滨、大连位次没有变化外，沈阳、长春、吉林都有较大幅度跌落，其中沈阳由1994年的第3位、1999年的第15位下降达12位，长春、吉林降幅也在7位以上。在国有企业在国家高新区内产业和收入中的比重日益减小的总体情况下，上述地区作为国家重要工业基地的优势正在逐步消逝，相反东三省地处我国东北角，偏居一隅，区位的劣势显得更为明显，北京、天津的发展又阻碍了资金、人才向这一地区的流动，使这些高新区仅仅依靠自身城市的资源、传统产业来带动发展越来越显得后续无力。

　　(4)中西部地区高新区位次也呈总体下降趋势，且发展大体上与其所处城市的等级规模相一致。西安、成都、重庆、武汉等这些中西部大城市原有基础好，其高新区位次集中在Ⅱ类等级，不过都比1994年的评价结果略有下降。Ⅱ类等级以上的中西部地区高新区还有长沙和绵阳，这两者升幅较大，长沙上升10位，绵阳上升21位。长沙的人均在校大学生数位居全国第一，而绵阳被誉为西南科技城，较为雄厚的科技资源和以长沙远大、绵阳长虹为代表的支柱企业的壮大促进了它们的发展。其它中西部地区的高新区的发展虽有所变动，但都处于Ⅲ类等级内。

　　(5)环渤海地区作为我国智力资源的密集区和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发展高新区的条件得天独厚，高新区的发展也基本与城市规模相一致，其中除石家庄、济南分别下降13位、青岛上升到14位外，其它各高新区在全国的位置与1994年相比变化不大，北京仍然有较大的优势，科技实力是它的保障，如中关村以发展民营科技企业为主体，培育形成的中小科技企业集群对在我国国情下发展高新区创新机制有很大借鉴意义。

　　(6)东南沿海地区与1994年相比，深圳、佛山和厦门分别上升13、17和6位，广州下降13位，但这一地区在Ⅰ、Ⅱ类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很小。这与该地区城市规模小、重工业基础差、科技力量薄弱有很大的关系。整个地区发展与外贸关系密切，从珠江三角洲到闽东南再到环北部湾逐步随外资引入的减少而呈趋弱的态势。这一地区虽然有开发较早的优势，但早期外资多数为港资、台资和东南亚投资，属“三来一补”型，多为单纯制造基地，所发展的外向型加工业虽然促进了许多专业性城镇的发展，但普遍技术含量低、规模小、布局分散，对高新区的促进意义不大，随着投资中心的转移，优势也在丧失。

　　(7)1992年南巡讲话以后，我国外资引进量开始快速增长，此后保持了一个恒定的高位，1993、1994年成为了一个发展的转折点。由于目前高新区的主要活动仍然是吸引跨国公司的生产转移与研发机构，在高新区的发展过程中外资在总投资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从1999年与1994年的对比可以看出近年来外资对我国高新区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高新区空间上的分异与跨国公司资金和技术进入我国的流量和流向基本一致，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湾地区，成为我国高新区发展最为活跃的地方，而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则随着外资重心的转移，高新区的发展相对落后，并呈下降趋势。以苏州、无锡、青岛、深圳为代表的一些沿海开放地区的高新区都有较快增长，这些高新区的升幅都在10位以上，外资企业的大量进入促成了高新区规模效应快速形成，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有利于产业发展的环境，而且这一时期这些地区外资引入的水平也逐渐提高，开始面向国内市场，对国内产业的“外溢”作用明显。

　　概括起来，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区的发展较好，中西部地区特大城市周围的高新区的发展虽有下降但也算较为稳定，东南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城市，如海口、珠海、南宁、宝鸡、包头、乌鲁木齐等一直没有发展。

　　通过这次高新区发展情况的定量分析，可以较为直观地给出目前各个高新区的发展情况，在技术、人才流动性日益增强的情况下，开发状况良好的高新区为其自身的再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我国高新区是在我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具体工作落实在城市，因此它具有城市开发区和实现国家科技产业化战略的两重性，即使定量分析给出了高新区目前的开发状况，却无法反映各高新区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定量结果虽给出了一个参照，但对各高新区宏观政策的引导仍然需要分析各高新区内在发展机制与周边环境的关系。

　　1王学伟.论我国开发区城市化功能开发[J].南开经济研究，1998（增刊）